原题
从北京到延安的
步行串联
6名北京中学生徒步3000多里串联去延安，中途凭吊“狼牙山五壮士”，夜宿太行山洞，喝酒御寒并醉歌一曲《东方红》……
徒步串联。（网图）
在1966年9月份以后，大串联之风在全国愈演愈烈，给铁路运输造成了极大压力。火车上的人太多了，把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，连行李架上、座位下面甚至厕所里都灌满了人。可能是为了缓解这种状况吧，那年的10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《红卫兵不怕远征难》的社论，于是，一股步行串联风在全国悄然刮起。在那个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，青年人的心气最容易被点燃。这股步行串联之风很快就刮得我坐卧不安，蠢蠢欲动了。和我的朋友张元鹏一商量，嘿！不谋而合。多少人去呢？我们都觉得两个人太少，没劲，得成立一个组织，多找几个人一块儿去才有意思。到哪儿去呢？当然是去延安啦！就这样，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被敲定了。接着就开始了实质性的筹备工作。我们给这支步行串联队起了个响亮的名字“首都红卫兵长征宣传队”，然后按着这个名字印队旗、袖标、刻公章等。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是“招兵买马”。大字报刚贴出去，就引来了很多人观看，后来有6名男生和3名女生报名。经过反复讨论，我们最终决定只要6名男生，其中1名是我弟弟，而谢绝3名女生。我们8个人平均年龄仅15.25岁，张元鹏年龄最大，我次之，我们俩都是初中66届的，另外有两名初中67届的，其余都是初中68届的。既然叫“首都红卫兵长征宣传队”，路上总要搞点宣传吧，在张元鹏的编导下，我们赶排了几个小节目。张元鹏那家伙在学校一直是文艺方面的骨干，很有点“文艺细胞”。我们的节目有：我和张元鹏合说的对口词《手》，他的快板书《劫刑车》，还有三句半、小合唱等等。其中对口词《手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。词确实写得很好，至今我仍能成段背诵。这个对口词是张元鹏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学来的。几天后，我们排练好了节目，各自准备好行李和带在路上用的生活费，学会了打背包，找了一只指北针、一张地图，同地理老师讨论了行军路线。终于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”了，那就是选择“良辰吉日”出发。
准备出发。（网图）
1966年11月1日早晨6点，我们准时在学校门口集合，一起步行到天安门广场，在英雄纪念碑前宣誓，并由张元鹏宣布了几条纪律和注意事项，然后扛起那面“首都红卫兵长征宣传队”的大旗，开始了我们的“长征”。我们从北京到延安总共走了3000多华里的路，经过河北、山西、陕西3省约23个县，历时3个月。其中走路花去两个月，经太原时住过一段时间，到延安时又住了一段，还有一些其它事情的耽误。从延安到北京我们是乘车回来的。先从延安乘汽车到西安，再乘火车回的北京。其实，我们在路上有很多奇闻趣事，可惜时间太久了，很多事情都已经淡忘，剩下的仅仅是些零星的记忆。我们出发的第一天走到了长辛店，那天晚上是在长辛店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过的夜。最难熬的是第一个星期。大家以前都没走过长路，所以从第二天起，就陆续有人脚上打泡，我最严重的时候是第6、7天，一只脚就打了7个血泡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，疼得钻心。肩膀也被行李带勒得肿起了两道杠。那滋味，现在想起来还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后来碰到了一位解放军战士，他教给了我们一个对付脚泡的办法：拔一根头发，穿进针鼻里，然后用针把脚泡穿透，把头发一半留在泡里，另一半留在泡外。这样泡就不会重新鼓胀起来，而且，很快就会变成茧子了。半个多月后，大家的脚底板都磨出了茧子，走多少路也不怕了。“狼牙山五壮士”的故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过，后来还看过电影。那个年代是崇拜英雄的年代，“五壮士”的英雄形象早就扎根在我的心灵里了。我们的“长征”路上要路过河北省易县，狼牙山就坐落在易县境内，我们当然不会错过机会。一天傍晚，我们来到了狼牙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，准备第二天花一整天专程爬狼牙山，到“五壮士”跳崖的地方凭吊英灵。从村民嘴里得知，“五壮士”跳崖的地方叫“棋盘坨”，是狼牙山的主峰。那里有一块巨石，石上有天然形成的类似围棋棋盘的纹路，棋盘坨由此得名。传说曾有两位仙人在那块巨石的棋盘上下棋，一个打柴路过的年轻小伙子在旁观棋，没想到等他观完一盘棋后回到家，发现整个村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，父母妻儿都老死了，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。第二天早上大约9点钟左右，我们把行李寄存在老乡家里，吃饱了饭，带上中午吃的干粮，水壶都灌满水，就开始爬山了。一路上，边走边玩，大概用了好几个小时才爬到了顶峰棋盘坨。迎面见到一座石塔，塔正面是聂荣臻元帅的亲笔题词“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”，塔背面是纪念碑文。在纪念塔下见到了几位学生，他们正围着一个老大爷在谈论着什么。我们也凑了过去，一打听才知道，他们也是从北京来串联的学生。原来那位老大爷当年是村子里的民兵，也参加了那次战役，他正在给大家讲当时的情况。1941年9月，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残酷的“秋季大扫荡”，实行“三光政策”（杀光、烧光、抢光）。9月25日，敌人向狼牙山扑来。为掩护4万多名干部群众安全转移，一支部队担任了牵制敌人、吸引敌人的任务。其中一团七连六班的5位战士在与敌周旋中，占据有利地形，打退敌人4次冲锋，击毙敌人100多人，被敌人误认为是我军主力，于是穷追不舍。五壮士退到棋盘坨顶峰，弹尽粮绝，为不当俘虏，毅然跳崖。其中3位壮士英勇牺牲，2位壮士因挂在山腰的树上，后被乡亲们救起。1942年9月，晋察冀边区政府修建了“三烈士纪念塔”，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题词：“视死如归，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；宁死不屈，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。”我们当时见到的塔是1958年重建的。据说由一个解放军工兵团干了几个月才完成，有些建筑材料是靠人工从山下背上来的。下山的时候我们可惨了！常言道，“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我们虽然不乏勇气和热情，可毕竟只有十五六岁，考虑问题不免过于简单，对困难总是估计不足。
狼牙山五壮士。（网图）
怎么惨呢？饿！饿得头昏、眼花、腿软。出发前，我们的确吃了饭，每人也带了干粮。可是我们吃的什么又带的什么呢？是一种用地瓜面、切碎的腌地瓜秧子混合在一起蒸的“馒头”，又咸、又甜、又牙碜。地瓜是那里的主要农作物，也是当地人主要的口粮。农民把地瓜切成片，放在房子的平顶上晾晒干，再用石磨磨成地瓜面。你想，这样的面能不沾上沙土吗？说到吃的。狼牙山属太行山山脉，山里的土特产有酸枣（可加工成酸枣面）、黑枣、鸡心柿子（柿子的一个品种，个头小，形状像鸡心，可加工成柿饼）等等。山上的野酸枣树、野黑枣树倒是不少，可11月初，树上的果子早就没了。一次，我们在一棵野黑枣树下休息，因为都饿得没劲儿，谁也不愿说话。一位哥们儿忽然发现他脚下有一小堆儿黑黑的、圆圆的球儿状的东西，他眼睛一亮，惊呼：“黑枣！”大家急忙围拢过来，另一位性急的哥们儿抓起一颗就扔进了嘴里。呀呸！什么黑枣，羊粪蛋！一路上，除了狼牙山以外，我们还经过了不少革命圣地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家乡，比如西柏坡村原中共中央所在地旧址、解放军爱民模范谢臣的家乡、刘胡兰的家乡、抗日英雄蒋三（电影《扑不灭的火焰》中主人公的原型）的家乡……延安就更不用说了。路过西柏坡时还有一段小插曲。“文革”前任水利电力部部长的是国民党起义将军傅作义，当时有消息传，傅作义为了进行“阶级报复”，批准在西柏坡那里修一个水库。水库修成后，大水淹没整个西柏坡村，也淹没了原中共中央旧址，我们看到的中共中央旧址是后来重建的。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们8名“革命小将”义愤填膺！于是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声讨傅作义的文章，拿到平山县城胶印厂铅印了几百份传单，一路散发出去。就要过五台山了，究竟是五台山的哪个山头我记不清了，反正山上没人家，必须一口气翻过去才有村镇。那天我们住在山脚下一个小村庄里，房东大爷听说我们第二天要翻山，很是为我们担心，爱怜地看着我们说：“你们儿个娃（山西农村称孩子为娃）在这大冷天（11月下旬）要过山？弄不好要冻死人的！”雪地里徒步串联。（网图）
大爷的话并没吓倒我们。别忘了，那时我们正处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，哪管什么山高水寒，我们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！房东大爷见劝不住，又说：“娃们真是好样的！不过这路不远，翻过山就有个小集镇，离俺村也就40来里路。你们最好吃得饱饱的，再买上两壶老白酒带着，冻急了就每人喝上两口，准保管用！”我们一商量，觉得大爷的话有理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就去村里的供销社买了两壶“地瓜烧”，其中一壶就背在我身上。我们是被分到几个农户家吃“派饭”的。我记得我那户人家给我吃的是糜子面窝头和白菜汤。糜子面比玉米面好吃多了，我以前从没吃过。据说北京的传统小吃“茶汤”就是用这种面做的，可惜作为北京人的我至今也没尝过，真遗憾！吃过饭，每人再带上两块干粮当中饭，我们就集合上路了。那天天公不作美，有点阴。我们沿着山间公路走，一边是峭壁，一边是悬崖。前儿天这里下过一场雪，远远望去，白茫茫的，到处都是冰雪的世界。路上没有行人，过往的车也不多，只有我们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“小东西”怀着极度虔诚的心情、向着革命圣地延安义无反顾地走着、走着。快到中午时，起风了，天上还飘起了雪花。路有点滑，我们走得很慢。直走到下午二三点钟，大家又饿、又冷、又累，不得不先找个背风的地方吃口东西。请注意，直到此时，那两壶酒还无人问津。吃完干粮，休息了片刻，继续上路。天慢慢黑下来，那条山间公路仍是弯弯曲曲不见尽头，房东大爷说的那个小镇子更是渺无踪影。除了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外，“这里的山林静悄悄”。我们害怕了，要是现在有辆车从这里经过多好！我们可不敢再逞能了，说什么也得求司机把咱们拉到那个小镇子，找个地方先暖暖身子，吃顿饱饭再说。白天还真见过几辆车从这儿过，好像是解放军的大卡车，车里的战士还向我们招手，冲我们高喊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的毛主席语录。可是自从天暗下来，硬是一辆汽车也见不到了，简直是活见鬼！怎么办？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我们几个“饥寒交迫”的小倒霉蛋，连个遮风避雪的地方都没有，要真的在山上露宿，非得冻死不可！最后，大家决定找个山洞过夜。
山洞很快就找到一个，小心为妙，我们先躲在洞口外边往里扔了几块石头，冲洞里大吼几声，怕洞里有野兽。有个哥们儿还学着电影里的解放军向敌人喊话：“出来！举起手，缴枪不杀！”怕是洞里有土匪？虽然我们尽量憋粗了嗓子吼，装成大人的模样，可惜呀，十四五岁的男孩虽已到了“变声”的阶段，但毕竟还没有发育到成年男子的声音，还带着不少童音的味道，若洞中真有土匪，人家一听就知道，这几个毛孩子是自己送上门的“货”!石头也扔了，吼也吼了，里面没动静。我们壮着胆，打着手电筒慢慢蹭进洞里。看来没事，洞里啥也没有。这是个石头洞，不大，有十几平方米，容下我们8个人还是绰绰有余。大家选好自己的位置，打开行李，做好宿营准备。为了驱赶洞里的寒气，大家都到外边寻来一些枯树枝，在洞里燃起了一堆火。遗憾的是没找到多少枯树枝，不一会儿，火就熄灭了。黑暗中，大家紧裹着被子靠墙挤坐在一起。听着洞外呼啸的寒风，再加上又冷又饿，谁也睡不着。不知是哪位弟兄开始抽泣起来了。我有点烦躁，大喊：“哭什么哭？！想想人家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！”洞里又恢复了平静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两壶酒，就拿出来喝了一大口，呛得我一个劲地咳嗽，这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喝酒哇。咳过后，我体会到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从那口酒吞下去开始，一股热流顺着嗓子眼往下走，直到胃里。咦？好像管点用，真的不那么冷了！由于接受了我呛酒的经验，有的兄弟宁愿冻得哆哆嗦嗦也不肯喝，有的兄弟仅喝了一小口就大喊“辣！辣！”不愿再喝了，唯独我似乎尝到了酒的“甜头”。那口酒劲一过，比喝酒前的感觉更冷！冻得我上牙打下牙，全身抖个不停。我“愤怒”了，抄起酒壶一口气灌下了好几大口，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………事后还是我弟弟和其他弟兄把我那次的醉态给我描述了一番。这事后来成了我们的笑谈。我醉酒后的表现是这样的，摔掉酒壶，甩掉裹在身上的被子，摸黑扶着洞壁晃晃悠悠站起来，放开喉咙唱起了《东方红》音乐舞蹈史诗里的《就义歌》:“戴镣长街行，告别众乡亲，砍头不要紧，啊——，只要主义真，只要主义真！杀了我一个，自有后来人！”弟弟看我这样，吓坏了，抱着我哭喊：“哥！你怎么了？”其他兄弟也赶紧帮忙把我按坐在地上，可不一会儿，我又“顽强地”摇摇晃晃站起来，继续着我的“即席”演唱。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夜，在一个不大的小山洞里，伴随着洞外的风雪声，伴随着我那悲壮的《就义歌》的歌声，我们8个平均年龄15岁多一点的准男子汉们终于熬过了那个不寻常的夜晚。结果，我们8人全被不同程度冻伤，有的冻伤手，有的冻伤脚，有的冻伤脸，有两个兄弟的耳朵后面冻起了水泡。就是这样，我们仍坚持不坐车，一直走到太原后才去医院。好在，到了那个小镇子就离太原不远了。天亮后，我们饿着肚子走出山洞，终于走到那个小镇。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小饭馆，每人要了一大海碗刀削面，美美地吃了一顿。那次吃的刀削面是真正的山西风味呀，面上盖了一层切碎的酸菜末，然后浇上主要用山西老醋（山西农村家家自己酿醋）兑制成的调味汁。嘿！那叫一个酸！我们照样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般在很短时间内把全碗一扫而空。幸亏那时年轻，要放在今天吃这种刀削面，俺这副老牙早就倒得一塌糊涂了。约在12月初，走到太原。记得是住在太原工学院，住了半个月以恢复体力，迎接后面的考验。好在过了太原路程就过半了，而且后面的路要比以前好走些，尤其我们8个人经过一个多月的锻炼和半个月休整，身体已逐渐适应了这种长途行走。1967年1月中旬，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跋涉，我们终于到达了中国革命的圣地——延安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宝塔山和滚滚延河水。我们还参观了杨家岭、枣园、抗大旧址、中共中央礼堂等所有可参观的革命旧址，受到了生动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，对“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”这句话也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作者一行在延安遇到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新疆喀什卫校的串联队。冬季的延河结冰了，大家在冰河上合影纪念
在延安，我们住在一所学校里，那所学校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。住在那所学校的日子里，我们还结识了两拨少数民族的朋友，一拨儿是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的朋友，另一拨儿是新疆喀什卫校的朋友。我们这3个串联队都带有节目，经过协商，我们联合起来排练了几天，在延安的一座大礼堂里包演了一场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节目”。少数民族能歌善舞，所以他们的节目以歌舞为主，也有乐器独奏，他们是随身带乐器的；我们较擅长语言类节目，像对口词、快板书、三句半、诗朗诵等。我和张元鹏合说的对口词《手》表演得很成功，受到普遍欢迎。演出结束后，还有好几个人跑到后台来要求我们把这个对口词教给他们，其中还有两位是某部队院校的学生。大家说好不好玩？我们在延安住了差不多半个月，1967年1月底离开延安，乘车返回了北京，结束了这次步行壮举！可以骄傲地说，除了在“军粮渡”过黄河时乘摆渡船以外，我们的的确确是从北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去的，没有一个人坐过一步车。有时在路上碰到马车，好心的赶车人看我们可怜，想捎我们一程，都被我们委婉地拒绝了。三十多年前的那次“长征”，虽然只有3个月，可我终身忘不了。
（本文摘自林春芬主编《无华岁月——我们的1966-1976》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）